<SPAN id="tt_tagDIV" style="word-break:break-all" class="tt_title">水公子</SPAN>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2005.03.13 13:20:40 晴
 景德镇瓷器 [转] [原] [转] 


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太平洋,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到底吞灭了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已经无人所知。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这些本该在200年前,300年前,甚至700年前运往东南亚或者欧洲的瓷器,在路上耽搁的太久了,因此当他们出现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时,报纸上竟会出现这样的标题:“百年前的订货今日终于到达!”
数百年的海水的浸泡,似乎没有减损他们的魅力和韵味。被称为“无头出围”的景德镇,发源于黄山之南的沧江,自北向南贯穿而过,从鄱阳湖汇入长江。据说景德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烧制的瓷器。事实上,景德镇制瓷的历史,可以归溯到汉朝。“中国的陶瓷,首先由陶转化为瓷,最早由商代开始,出现一种叫“原始瓷”的瓷器,从它的烧结程度上来讲,它达到了1200度,所以它又区别于陶,有釉面。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人叫釉陶,从它的造型以及胎体的坚硬度以及釉面看,我们考古界将它定为商代的“青瓷”。宋代是瓷器大发展时期,瓷窑遍布南北各地,形成了四大名窑,八大瓷系,产品销往海内外。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生活用品主要是金属用品和漆器。瓷器的生产和普及大概在宋代。到了宋代,瓷器普及开始代替昂贵的金属漆器,它们开始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了出去。从此,一个瓷器时代就产生了。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为宫廷烧制瓷器的官窑出现了,官窑和民窑两种瓷窑的共存造成了宋代制瓷业的兴盛。官窑其实就是官手工业,官手工业在商周开始形成,它是一种很重要的官手工业,它不是一种商业,它是给宫廷使用的,那是贵重东西。可是,还是有一部分是商品,商品就是民手工业,是民间的东西。“陶瓷起码是从南北朝开始的,一开始就有所谓的“秘色窑”,那是早期的官手工业。到了宋朝,官窑和民窑就分的比较清楚了。官手工业就是所谓的汝窑,定窑,哥窑。定窑的产品底部都写着“官”字样,那是给宫廷定做的。
随着宋士南渡,南迁的手工艺人将北方的先进制瓷技术带入南方,加速了景德镇的崛起。可是,到了南宋中后期,制瓷业出现了第一次原料危机,风化较好的上层瓷石被采掘殆尽,而中下层瓷石却不适合制作瓷器,这是,景德镇在麻苍山意外的发现了一种更适合于制作瓷器的土,把它和那些不适合制瓷的中下层瓷石混合,凭借这种二元配方,瓷石原料被优化了,以此景德镇烧制了一种象玉一样光泽温润,色调均匀的瓷器。景德镇又迎来了他的制瓷的春天。
“这个景德镇,它主要是在宋代烧制青石瓷,景德镇的青石瓷,尽管不是宋代的官窑,但是,景德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它制瓷技术的高超已经从青石瓷表现出来。后来,到了元朝的时候,景德镇引起了皇宫的注意,设立了浮粱瓷局。浮粱瓷局对景德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的制瓷机构——浮粱瓷局。景德镇由此获得了烧制官瓷的特许权,这一历史机缘的获得之所以落到景德镇,就因为青白瓷的洁白雅致,融入了元人以白为美的审美情操。元朝时,最高统治者喜欢白瓷,白的颜色,因为铁木真在接受成吉思汗的称号时,他就数立一面旗帜,叫“九牛白旗”,九牛白旗就是颜色上尚白,蒙古人尚白,另外就是九,九指多的意思,所以元朝的瓷器的层次特别多,颜色很重。
制陶的发明,与人类知道用火又密切的关系。被火烧过的土地和落入火堆的泥土会变的坚硬变形,这一现象,启发了原始先民开始有意识的用泥土制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国最早发现的泥土残片出现于南方的一些洞穴遗址中,距今约9000-10000年,他们是用最原始的“平地堆烧法”烧制而成的。后来出现了窑炉,窑炉使硬窑和原始瓷的烧制成为统一,景德镇在宋元之际,发明的“材烧蛋形窑”可以一次烧出不同温度要求的四十多种陶器,陶瓷制造第一次让人有了造物主的自我感觉。我们古人就是用“陶钧万物”这个词语来形容大自然的伟大创造力的。
当人类把水、风、火、土混于一炉时,便为人类定居生活方式划著了历史性的意义。在驾驭水、风、火、土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文明以进数万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和新意迭出的创造力一步一步地把陶瓷制造推向至善至美。由于陶器的烧制要兼济天时地利和人巧,更由于风火的难以控制,祈佑陶神的保佑变成为点燃窑火前神圣的仪式。虽然火的任性带来的灾难不小,但是火使一切发生变化,使一切变得纯洁。在火的运动中,泥被升华了,物质被改变了,火的杰作带着深刻的人的烙印,把一个个鲜亮的灵魂呈给人类。
热情奔放的窑火烧出了凄清冷艳的青花,它们超凡脱俗的气质倾倒了整个人类。“青花烧成以后,主要使两点,第一是因为它是釉下的东西,人们洗呀擦呀颜色都不会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使用上,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艺术上,所谓青花就“白底蓝花”,它很清爽给人以纯洁的感觉,这远远比原来的青瓷,对人们的吸引力要大。景德镇从制瓷的历史以来,彩绘最早的手段就是青花,可以这么说,是青花把景德镇托起来的。工艺方面它是釉下彩,釉下彩是在胎体上绘制的,进行装饰,通过烧成以后在绘画的表面有一层釉把它盖住了,这样就形成非常稳定的因素,所以它埋在地底下几百年,挖出来以后象新的一样,这是它的工艺特点。从艺术上来看,所谓“料分五色”,其实是一个颜色,但是,“料分五色”,一笔下去,由浓而淡,由很多个层次,青花以蓝色为基调,分了五个色彩,最淡的,最深的,中间的,粉淡的,影淡的。影淡的就是与青花白胎瓷呼应过去了。画青花与画别的颜色不同,像新彩的,它没有烧制之前,红黄绿白都出来了。青花它只有一个色调——褐色,它要求作者胸有成竹,画的时候,人们看不出它的效果,但是作者眼里是一清二楚的,得掌握这种基本功。画的时候深薄全在手上掌握,烧出来它的层次就出来了。中国古代是没有蓝色的,但自从由了钴这种原料以来,还有阿拉伯的波斯地毯和波斯织锦这些东西来了以后,蓝色逐渐与中国联系起来。唐朝,晚唐,中国与外国交流最多的时候,中国的色彩是最丰富的时候。在宋朝以后,实行复古主义,对外交流不太多了,蓝色就不见了。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朝的崛起,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浮想联翩的东西。为什么景德镇能够苟全于乱世,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发展?为什么景德镇能够那么赶巧的在原料枯竭的时候发现二元配方这种新的原料,及时的以其创新的产品迎合了新的统治者的需要,牢牢的把握历史机缘?是历史机缘创造了景德镇,还是景德镇创造了历史机缘?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是,景德镇利用了元人尚白的国俗赢得了生存空间,又利用了青花瓷器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质和制造过程相对简化的工艺优势把它发展成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主导产品,并同元朝及当时地处俄罗斯,中亚和中东地区三个蒙古汗区的政治经济联系,迅速走向横跨欧亚的广阔市场。从整个中国的瓷器史来讲,景德镇主要是成功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即是说,中国瓷器在宋朝之前史百花争艳,整个中国东西南北都有窑,都有很重要的瓷窑。通过元代过渡到明代,中国的整个瓷器生产便成了景德镇一花独放,其他的窑都是作为陪衬。在整个社会中不起主要的作用,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中国产生了一个瓷都——景德镇。
从1982年至1995年,我们在珠山周围发现了明代官窑遗址。以前搞瓷窑遗址,挖到了就挖到了,拿到瓷片就算了,后来我们看到一层,整个一层,别的什么遗物都没有,就是瓷片,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很特别,一连,就发现这个遗址出土的东西,每一个瓷片都能够连起来,成为一个个完整的器物。我们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当时这些完整的东西要被打碎呢?而且是有意的打破,有意的埋藏起来,后来我们仔细的看了一下,有的是因为稍微有些变形了,打的时候还不止一次,是两次,先用锐利的工具“咚”的一下,这里有射散状的裂口,然后再把它打破。有一个盘子,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它哪里有毛病,后来仔细的看才发现是盘中的龙的一个爪子被画成了六个爪子,我们都知道,龙是五爪两角的,所以也被打破了。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当时选瓷器的人的眼睛很锐利。因为它是皇帝用的瓷器,即是有一点小的毛病,老百姓也不能使用,皇帝也不能使用,所以要把它埋藏起来,还得埋在官窑的范围内。
洪武35年,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朝廷派太监作为督窑官,不惜代价为朝廷生产高精尖的御用瓷器,促进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的扩大新品种,从而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明朝制瓷业盛况空前,所谓“工匠四方来,器往天下走”。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壮观“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
明末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这部书中,景德镇的陶瓷工艺从原料到成品全部生产过程被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明代的许多手工业,在技术上和艺术上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进步,中国的科技仍然处于世界前列。景德镇成为历代陶瓷艺术的集萃之地。前代的产品应有尽有,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也先后涌现。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瓷器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市场。宫廷所用瓷器全部来自景德镇御器厂,就连民间中上层的民众也几乎普遍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的产品,甚至连西藏的上层的生活用瓷也是在景德镇定制。
皇家之物就必然会打上皇帝的印记,他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周边关系等种种意识形态。比如说,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密宗佛教,对当时明朝社会极有影响。关于密宗佛教的一些经典,首次出现在瓷器上是永乐时期,全部写的是南刹文,古印度文,写的是密宗的经文,它很可能是送给当时黑帽派喇嘛哈力麻的礼物,宜德也是这样,和西藏上层贵族的关系密切。大明五彩,或者叫青花斗彩,是世界上最早的官窑里出现的青花和红绿加在一块的瓷器,叫斗彩瓷器。现代许多材料都证明了。有一个碗在西藏萨迦寺里发现了,在碗的外面写的是一圈文字也是藏文,内容是《吉祥经》,好像是说早上吉祥,晚上吉祥,假如你诚心诚意学习佛法的话,一年四季都吉祥。很多的文献,中国的文献,朝鲜的文献都说成化皇帝特别的相信藏传佛教,一个朝鲜的文献叫《礼朝之路》上讲,成化皇帝有外国使臣朝见,他就要人家等上半个月,因为他正穿着袈裟在皇宫里做佛事。后来在成化官窑遗址里,比如成化17年至23年这段时间生产的瓷器里西藏文字。印度南刹文字的瓷器就特别多。
一件陶瓷佳器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劳累的过程,据说一种普通的杯子仔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因此有“一杯功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的说法。每道工序都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炼泥的只管炼泥,拉胚的只管拉胚,装窑的只管装窑,出窑的只管出窑,彩绘也是画者画而不染,染者染而不画。如此分工明细完全是为了提高效率。万历42年,又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0000多件,这么多的生产量,对于纯粹手工制作来说,如果没有明细到可以进行量化管理的分工是绝对难以胜任的,他促进了效率也使质量又了保证,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景德镇人似乎早就在按流水线机制组织瓷器生产。
整个中国和世界对景德镇瓷器的狂热需求使得开掘了200多年的麻苍山在万历年间就开始枯竭,景德镇人又一次面临着资源危机,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景德镇人又适时的在东部的高岭山找到了比麻苍山更为优越的白色黏土。一位西方传教士把这种土质带回西方,交给了化学实验室,现在全世界人都 把这种白色黏土叫做“高岭土”
这时景德镇成为成为世界著名的瓷都,把中国最好的瓷器原料来发出来了,他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工匠和工艺技术,从此以后,景德镇就雄踞全国之首,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容易出去,长江挨着鄱阳湖,从鄱阳湖出来就进入了长江,由长江遍布全国。在南宋到元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商业贸易网。宁波,扬州,广州,泉州都在中国沿海,像一个扇面一样,港口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瓷器手工业群供它出去。而景德镇就在这个扇骨的中间,它通过长江,每一个港口城市它都可以出口。景德镇坐落在一条美丽的江边,一位明代诗人在描写沧江两岸风光时写道:“窑舍重重依岸开,周帆日日过江来”,代表了中国瓷器从沧江舟车替航顺流而下,驶向长江,行销国外,驶向大海。
南京的郑和纪念馆,三保太监郑和从1405年到1421年,对当时所谓的南洋进行了六次壮观的海上远征,他们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最远到达东非沿岸。在这只15世纪的舰队的船舱里,堆积了来自景德镇的许多瓷器。景德镇瓷器成为郑和向太平洋与印度洋各国传播中华文明的最好的器物,也成为郑和展开和平外交在时馈赠邻邦时最好的礼物。在英国伦敦,有几家博物馆珍藏着数量庞大的中国古代瓷器。19世纪以来,由于重价收购和暴力掠夺,明代瓷器几乎有一半流入西方各国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室。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宽敞的大厅里英国人为我们保存了一段辉煌而又屈辱交加的历史。“我觉得世界上最主要的瓷器是中国的。因为中国很早发掘的瓷器比欧洲早1000多年,所以我觉得中国对别的国家影响很大。我觉得我们的瓷器收藏最多,不要说质量最好,因为英国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那个DAVID FOUNDATION等,可是我觉得,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最多,质量也很好,1815年至今,共140多年10000多件。”
16世纪之前,欧洲的中国瓷器是很少的。到了16世纪初,景德镇开始生产西方市场上所需要的瓷器。1604年,,荷兰海军袭击了葡萄牙船卡特利亚,从穿上掠夺了中国瓷器60多万吨,运往阿姆斯特丹,轰动欧洲。欧洲王公贵族从未见过如此精妙雅致的器物,惊讶羡慕之余,开始了疯狂的收购。于是,来自景德镇的中国瓷器成为欧洲最昂贵的奢侈品,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到了清代前期,景德镇的输出达到了鼎盛阶段。中国瓷器逐渐成为中南亚和欧洲普通人家的日用品。在伦敦还出现了数十家经销和承接委托定制中国瓷器的商店,每年根据本地的需要向景德镇订货。
景德镇的输出达到了惊人的数额,景德镇的中国瓷器被欧洲人成为“白色黄金”。中国瓷器的大规模的输出导致了欧洲金银库存迅速枯竭,随着中国瓷器的一船船扬帆出海,欧洲的白银像水一样哗哗流入中国,以至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白银恐慌。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在封建时代,艺术是没有巨人没有作者的时代,它是一代代的帝王将相的审美价值的一种需求和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体现,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种体现。它的价值就是文物的价值,其实艺术无非是自己个性的一种外露和再现。文学是人学,没有一篇文章不是作者的自我写照。绘画也是文学,艺术也是文学。一个好的艺术家,实际上是把己的人格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对生活的各种感受通过视觉形象再现出来,有感而发。古陶瓷实际上是一种宫廷文化,是帝王将相的审美。这些从事劳动的人是不会带自己的思想的。艺术的思维几乎全交给上层建筑了。
在景德镇,手工艺人的唯一传授就是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因此,从元代到清初,景德镇居民多安族而居,成为“匠族”。至今景德镇还有几十条以姓氏为称的街弄。“匠族”聚集成大大小小的,控制操持了景德镇的民间制瓷业。行帮对外具有天生的排外性,商业竞争常常演变成行帮争斗。行帮外内又有极强的封建性,画地为牢,墨守成规,压抑竞争,抵制变革,正是由于行帮对市场化的竞争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景德镇在600年的发展中,却没有建立一种健康的有利于制瓷业健康发展的市场体制。
到了清初,景德镇官窑已经完成不了宫廷对于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一部分民窑得到了特许,开始烧制官窑瓷器,这种官搭民烧的制度的实施,使得景德镇的民窑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官窑在明清时要大量满足宫廷的需要,有时官窑的规模较小,满足不了宫廷的需要,所以官窑也要民窑按照官窑的式样进行生产,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叫“官搭民烧”。官搭民烧的情况发映了民窑发展的同时民窑也一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明清时期官民并存,也是清朝景德镇瓷器发展的一个标志。
特别是康熙时期。康熙时期民窑是发展的。清代260多年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瓷器生产在艺术工艺技术和产量上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都爱好瓷器。著名的珐琅彩就是康熙时期引进的西洋彩料创制的,为粉彩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雍正,乾隆二朝时间虽短,但瓷器之讲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还采用了重奖制瓷人的办法来提高瓷器的质量。乾隆对瓷器的热爱到了狂热的地步。清初,同样是按照明朝旧制,在景德镇建立御器厂,为皇帝生产瓷器,这时可以说是中国瓷器发展的又一个最高阶段。
清初,景德镇生产曾一度陷入了困境,至康熙19年才恢复御器厂。仍沿袭明代旧制,委派督陶官,官搭民烧制度的实施是中国瓷器业一次大制度性突破,民窑的积极性一次得到了发挥,迅速恢复元气,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大力经营,景德镇恢复了它就有的繁荣。中国瓷器进入它最后的辉煌。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明代所有的瓷器产品的品种和样式得到了全面的继承,甚至连久已失传的的宋代五大瓷窑的工艺也被发掘出来了再现于世。因此,获得了中国窑场集大成者的美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窑场还推出了一项一项使海内外倾倒的艺术佳作。这是的景德镇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前后街有13里场,人口鼎盛时期能达到百万,御器厂有作坊23个,制各种瓷器的窑6座。
清康熙年间,官窑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至到雍正。康熙时期使严谨刚挺,包括青花五彩都相当好。康熙时瓷器的造型出现了许多非常典型的完整的达到了一种规范性的程度。到了雍正时期,就较为严格;粉彩,青花较好。乾隆时期瓷器也很丰富,在瓷器的艺术创造过程中,在造型设计,装饰风格的确定,装饰部位的选择,装饰工艺技法的运用非常重要的,不像人所了解的简单的瓷器画法。
中国造型有自己的特点且成熟,一件外国造型和一件中国造型摆在一起,一看就知道。中国造型讲究韵味,中国造型看不到任何的简单的几何图线,它讲究韵味诗意。景德镇的辉煌历史,是以一个个的皇帝为坐标的。那些精美的瓷器只有皇帝才能享用,我们可以清晰的辨析出每一个皇帝对瓷器的不同品味,却无从考证创造者艰辛的故事。所幸的是,历史还是记住了对景德镇制瓷业作出贡献的督陶官。
雍正乾隆时期的唐英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管理者。它废除了过去官窑对原料压价强卖及垄断收购的观赏行为,对泥土釉料统统按照民间时价征用,对御器厂的服役工价都按照当地的劳工时价付筹,对散搭民窑烧成的御器成色较差的也不予责罚,还照样付手工钱和颜料费,并另外增添酒筹以示体恤,使那些技艺高超的工匠都乐于为渔区查出力。他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管理御器厂,使雍正乾隆时期在总投入少于明朝的情况下烧出了数量和质量都高于明朝并且在创新能力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由于唐英的杰出贡献,由他领导的御器厂被称为“唐窑”。它标志着中国陶瓷史上最后一个辉煌。作为从宫廷下来的官吏,唐英的敬业精神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唐英主持御器厂工作期间闭门谢客,刻苦钻研,长期和工匠在一起,亲自设计了各种图案样式,及时总结了官窑的各种工艺成就并载入书中,绘制成图,用文字和图片把陶瓷工匠们世代相传的经验记录下来,传之久远。
中国瓷器发展到乾隆时期,进入了集大成者的总结阶段。积极开拓的创造精神已经逐渐衰落。技术和工艺上的斗奇炫巧却愈演愈烈。瓷器成为皇帝装点盛世的摆设。其精神空间的畏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由盛入衰的转机。从理论讲,官瓷只能在北京宫廷,不能拿出来。但清代档案乾隆亲批,说什么什么可以拿到地安门卖掉。这是一般老百姓无法理解的,说皇帝怎么管这种事情呢?但千真万确有档记录。所以也不是绝对的一点不能外流。再有就是太监偷出来。但最大最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以后,大量地从宫廷里面,颐和园把瓷器,景泰蓝全部抢出来。
17世纪,东西方文化开始正面接触,两种文明的竞争初见端倪。在这时世界通过中国瓷器认识中国,固然是瓷器之幸,却不是中国之幸。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为中国瓷器所闪耀的文明之光而骄傲。数千年的窑火,映照出中华民族的首创精神和高雅和平的民族信念。延续的永不熄灭的文明火种和自强不息的理想追求创下了600年独领风骚的骄人成绩,而就在这600年无对手的漫长的寂寞中景德镇渐渐的衰老倦怠。高岭土的发现,曾经拯救过景德镇的制瓷业。高岭土也就成了景德镇的神,与窑神,火神一样受到景德镇人的祭祀,这种神奇也曾经让欧洲来的传教士沉迷,但他们不是将它当作神灵来崇拜,而是将它送往欧洲的实验室,当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欧洲生产出以此为借鉴的新的瓷器,返销中国。对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学生和对手,景德镇却毫无心理准备。景德镇前年不变的田园情调还在温习着昔日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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